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針對王金平院長關說案，檢察總長黃世銘在立委逼問下，竟又爆出監聽對象亦包括承辦檢察官林秀濤，各界對特偵組是否濫權監聽的疑慮，恐更加深。而會有如此的情境，現行監聽法制的不完備，實為問題的根源。

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司法警察或檢察官只在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且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而情節重大，並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證據時，才得向法院聲請監察票之核發。如此的規定，看似嚴謹，卻因法條用語過於空泛與不確定，致仍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尤其若以目前核准監聽票的比率超過八成來看，就易讓人有法院只是檢警機關的橡皮圖章之感。

其次，關於監聽期間，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2條第1項，一次最多雖僅三十日，卻無延長次數的限制，若法官未能嚴格把關，偵查機關就可能對被告為無限期的監聽，人民的隱私權將因此被挖空。又執行監聽的司法警察，雖須向法官為定期報告，以期能有效防止監聽遭濫用，惟此種法院監督乃屬被動，能產生多少抑制作用，實得打個大問號。更可議的是，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6條第1項，竟將檢察官亦列為監督者之一，則在其可能是監聽票聲請者的情況下，如此的設計，不啻是球員兼裁判，致不可能產生任抑制濫權的效果。

至於監聽所得的資料，原則上是不得提供給他機關或個人使用，惟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卻又明文，若有符合他罪或法律另有規定等之場合，仍例外可為提供。如此的規定，由於用語模糊與廣泛而有使例外變原則之虞，更有違目的外使用禁止之原則，致難防止偵查機關僅聲請一張監聽票，卻通吃所有案件的情事發生。尤其在一票通吃且長期監聽的情況下，所得的資訊必然非常的龐雜，但執法機關只會提出對告不利的部分為證明，這不僅是片段之詞，更屬一種恣意選擇，難還原真相。此次特偵組的作為，不過是將現行監聽的弊端給完全顯露出來。

既然監聽遭執法機關濫用的情況，乃肇因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諸多的瑕疵，立法者自應對此法為整體性的檢討與修正。惟在修法未完備前，法官對於監聽票的核發，就須做好守門員的工作，尤其是像此次關說案般，對檢察官僅以監聽所得資訊即來為他案監聽之聲請，實應全盤否定，以防止檢方不斷擴線之風險。同時，在面對檢方所提出他案監聽所得的證據時，法院亦不應比照另案扣押的寬鬆標準為承認，而應以最嚴格的基準為審視。惟有如此，才能迫使偵查機關減少監聽的使用，人民的通訊隱私權，也才足以獲得保障。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