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台北律師公會舉辦中國強摘器官牟利的研討會，卻遭中國國台辦法規局長，以法輪功被中國認定是邪教為由，向公會提出不得邀請、不得探討，甚至停辦的要求。雖然律師公會不為所動，卻讓人思考，在未來，若中國根據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而提出遣返在台法輪功成員時，台灣政府挺得住嗎？
而在互不承認主權的情況下，如此涉及審判權的協議，自不可能由台灣的陸委會與中國的國台辦為對談，而必須分別委由海基會與海協會，而以委託行使公權力的方式為談判。但問題是，這類基金會即便官方色彩濃厚，仍只能算是依民法所成立的財團法人，則如此涉及主權核心的事務，怎能委由一個私的法人團體為談判？
更須深究的是，依據憲法第38條、第58條第2項及第63條等規定，立法院有議決條約案之權，且根據釋字第329號解釋，只要與條約相當，就算名稱為公約、協定等名稱，仍應送立法院審議。即便非屬此類性質的對外協議或協定，除非經法律授權、事先經立法院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相當者外，亦應送立法院審查。則台、中兩方所簽訂的共同打擊犯罪協議，亦應受國會所審議，惟至目前，此類協議卻僅是送立法院為「備查」，兩岸事務即難受民主與民意所監督。
而台灣與中國簽訂「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之後，看似可以有效填補犯罪者為規避訴追逃往中國的漏洞。惟是否遣返，乃繫於受請求一方，而以目前情況，我方逃往中國的人數，必遠多於中國逃至台灣者，因此，是否遣返的決定權乃操之於中國，而非我方。
所以，在某些經濟或組織犯罪者，已於中國取得相當的經濟，甚或政治地位下，我方即便要求遣返，中國勢必會以人道或以遣返有損其公共秩序等理由為拒絕。也因此，在此協議簽訂之後，對於重大犯罪的指標性人物，如陳由豪之流，中方仍視若無睹，則如此的協議，實也屬可有、可無之物。
而雖然目前尚未發生，但在未來卻可能出現的情形是，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的第四點竟明文，在另一方認為未涉嫌犯罪但有重大社會危害，亦得經雙方同意為個案遣返。如此的協議內容，不僅嚴重違反遣返須以犯罪為前提的原則，更可能使中國對台灣提出遣返在台異議或流亡人士的請求。
尤其是依據中國刑法第300條第1項，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者，必須處以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法輪功即因此被中國認定是邪教。則若中國以犯罪為由，而請求遣返法輪功人士，我方基於信仰自由的保障，在不可能有所謂正、邪教的區分，且我國刑法更不可能為處罰下，勢必得拒絕中國的請求。只是如此拒絕的結果，勢必會反應在我方請求對方遣返的情況，致可能形成一種交易，若再加以我方一向對中方的軟弱態度，我方政府是否能堅守此人道與人權保障精神的最後防線，實令人感到憂心。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