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今年八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定，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改革設下框架，候選人僅得由主要由政府選任或間接選舉產生的提名委員會以過半數同意提名，在此之外，不允許公民連署提名，即人民僅能在中國共產黨黨國在事先篩選過的候選人中投票。香港泛民主派認為此既非普選，也阻絕了泛民主派參選的機會，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於開學後就此發動罷課不罷學行動，學民思潮跟進進而攻佔金鐘香港政府總部地帶，在香港警方八十七顆催淚彈鎮壓的刺激下，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乃提前於九月二十八日引爆，學生團體主要佔領金鐘，其他社會運動則分佔旺角和銅鑼灣，至今已持續四十餘天。

期間香港政府雖曾與學生代表五人進行會談，但因香港政府不願鬆動支持中央的立場，實亦無所讓步空間，因而談判中止。政府有意以拖待變，不再積極採取清場行動，企圖使香港市民因不耐日常生活秩序受到影響，而在民間形成反制力量，從此消耗佔中運動能量，從而使運動真普選之主張不再受到同情與支持；另一方面，佔中運動不堪時間對於體力、精神之磨損，確實也出現若干疲態。長此以往，形勢對於佔中運動恐將不利，因而關於退場機制之問題，乃一再受到討論，主要的考慮，是如何見好就收，保持運動的正當性，以備對於普選問題展開長期抗爭。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峰對此回應外界的關切時表示，佔領運動己經在兩星期前，進入第二階段，佔領人士準備好長期抗爭。他認為情感上、體力上的確有很多人希望取得政治成果後盡快退場，但政府似乎無意解決矛盾。他強調學聯及學民思潮並非一成不變，要求一直佔領下去，解決唯一辦法是溝通。

雖然北京立場依舊強硬，不時抬出似是而非的法治，來批判佔中的訴求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佔領行動違反香港本地的治安法律，事實上，這也顯示，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第四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高倡依憲執政、依法治國的政治氛圍下，從憲法學的層次就政改方案進行對話與溝通，較之指控佔中為顏色革命，將官民關係比擬為敵對關係的做法，更為合乎共產黨當前之改革形象，而有助於爭取香港民心和贏得世界尊敬。

關於政改方案，已有香港和海外憲法學者指出其合憲性之疑義。在程序上，人大常委會之〈政改決定〉並非法律，其效力是否高於〈基本法〉，而可以實質廢除香港依〈基本法〉自決政改的空間，乃有爭議，再者，〈政改決定〉是否不可修正，共產黨之說法亦有問題。憲法和〈基本法〉皆可修正，何況決定。而港府提交人大常委會的香港民意諮詢報告，未納入泛民派之意見，是否可以補正，亦可討論。

在內容上，人大常委會僅能為框架性原則性之建議，而今之〈政改決定〉內容，卻具體明確至法律規則，已逾越人大常委會之權限，侵害香港之自治立法權。特首選舉是否為絕對自治事項，從中央角度，亦可就法言法，提出說明。進而言之，因香港特區擁有部分對外交往權，所以分攤著部分國家主權，中央要求分享特首人選之決定權，並非無端，但究竟央地分際何在，仍待釐清。更者，倘如梁振英所言，真普選將使香港窮人主導政局，不利香港各階級利益之均衡，豈不反證〈政改決定〉之假普選乃對立於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精神之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道路，而有違憲之嫌。最後，北京屢屢強解辯稱共產黨的領導為憲法基本原則，因而愛黨為政改方案之憲法誡命，為特首人選之核心標準。

對此，共產黨之領導意味著政治與價值領導還是具體的首長人選黨籍和忠誠要求，似乎尚有解釋之餘地。共產黨如欲貫徹依憲執政和依法治國，當必先排除感情用事，愛國、愛港與愛黨皆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其內涵不明確，豈可作為人選取捨之法律標準，何況，縱使特首不愛國、愛港與愛黨，那也屬於個人良心自由，在公權力的行使和對於國家和法治的忠誠義務上，也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香港基本法〉和其他一般法律，可以拘束特首，此方為憲政法治之真諦。

北京與香港官民之間，關於政改方案之談判，應當聚焦於憲政法治，在法理中尋求雙贏的解決之道，才是正途。這一對話層次，實遠高於梁振英政府所能決定之範圍，而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委員之法學素養，亦非全為香港人民所能接受。雙方如欲展開實質溝通，現行之機制並不能提供適當的平台，故而有賴雙方智慧創造。

我人旁觀者清，認為臺灣過去針對朝野重大爭議，召開任務性之協商會議，如國是會議、國家發展會議、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等等，將朝野菁英、專家學者和社會賢達納入成員，功能性和專業性地針對問題進行檢討，獲致共識再循體制落實，不失為一值得參考之可行方案。我人認為，佔中團體不妨建議北京，與全國人大就〈政改決定〉之補正或修正問題，召開政改諮詢專家會議，以此作為退場機制，待憲法和制度之疑義獲得釐清，再思考未來的運動方向。而北京也可以就此讓爭議回到法治之對話，開誠佈公，坦陳以對，一來促進政治和諧，更可營造改革之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