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台北地院對台北市議員賴素如，以犯職務行為受賄罪為由，判處十年之重刑。只是判決尚未確定，未來是否會以重判為確定，恐也是個未知數。

受賄罪之成立，必須是公務員對以之為交易的事務，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為前提，也就是說，若非屬於公務員之職務行為，即便受有來自相對人的鉅額金錢，亦難成立受賄重罪。而由於市議員僅是民意代表，對於所有行政事務，皆不可能屬於其主管事項，自非屬其職務行為的範疇，若收受私人的金錢或利益，就難認定具有貪污的對價性。

惟司法實務對於職務行為的認定，卻多採取廣義的見解，尤其是最高法院在這幾年，更沿襲日本最高裁判所於田中角榮案的判決，而採取更為廣泛的實質影響力說。依此意見，市議員因對行政機關享有廣泛的監督權，致會對具體的行政事務產生實質影響力，若因此收受人民的獻金，並為之說項或有以預算要脅主管機關等情事，仍可成立貪污受賄罪。

故就賴素如的案件來說，針對雙子星大樓的招標，雖屬於市政府的法定職務權限，卻因法院認為，其可以預算或法案通過等方式來為廠商護航，致認定具有實質影響力，而當然成立職務行為的受賄罪。

不過，此種實質影響力說，由於內容空泛與不明確，就難防止相類似案件會因法官的不同，致造成判決歧異的結果，同時，在此說未形成判例的情況下，對法官也無任何的拘束力。明顯的對照組，即為相類似的林益世案件，去年第一審判決，法院對於職務行為就採取嚴格的法定職權說，而未以貪污治罪條例的受賄罪重處。這也代表，只要賴素如上訴，案件就隨時有被翻轉的可能，致暴露出貪污定罪與否，竟非取決於客觀的法律規範，而是法官的內在意志。

更值得關注的是，就算一審遭重判，但以審理貪污案件的現況，距離判決確定，恐仍有一段漫漫長日，被告也因此可繼續參選，甚至以司法受害者的角色來博取同情選票。這又顯露出，我國對貪污所採取的重罪、重刑政策，實就僅具有宣示與宣傳的作用。